鄂基瑞
取消在台湾建立复旦大学的计划
今年1月2日，习近平主席在出席《告台湾同胞书》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发表重要讲话，就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提出五点重要主张，指出“祖国必须统一，也必然统一”，表达了全体中国人民包括台湾人民的共同心声。这是具有强烈时代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，我们热切期盼两岸和平进程能早日到来。
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，曾和张宏莲、金文英同志一起参与过复旦大学对台接待工作，接待了来自台湾的各界人士（主要是校友文教界人士）。当时复旦大学在海内外名声大震，主要是由于王沪宁同志率领的复旦学生参加新加坡辩论赛，于1988年和1993年两次均获得了冠军。这件事在海峡两岸引起了强烈轰动。后来，陆续有台湾文化界、教育界和社会各界代表人士先后访问了复旦。首先来校访问的是我校校友董彭年先生，他曾任复旦台湾校友会理事长、台湾复旦大学建校负责人。来沪之前，他曾托亲友来校联系，我们表示热情欢迎他来复旦看看。那一天，他兴致勃勃地在复旦校园内参观，然后登上现在文科图书馆对面的老文科楼远眺复旦校园全貌。他看到学校校园错落有致、整洁如新，感慨地说：“我们原来也想在台湾建立一所复旦大学，现在看到母校建设这么好，我回台后要告诉他们（校友），不必再建新校了。”后来在1990年12月召开的复旦大学首届世界校友联谊会上，他又再次发言表示，全力支持上海母校的发展，台湾建校工作从此停止。这次校友会开得很成功。会后，我又接到香港著名校友李达三先生的面谈通知，他要向母校捐建一座教学楼，这就是现今矗立在邯郸路旁的李达三楼，附带又建了一座叶耀珍楼，那是以他夫人名字命名的。在这次校友会上，庄锡昌副校长、顾树棠和我（我们三人代表学校）又广泛交友，结识了刘昌平（《台湾联合时报》社长、总编，后又兼任台北复旦校友会会长）、许引经（原台湾驻美办事处主任）以及邵梦兰等。当时在台供职的著名校友李焕没有参会，但口头表示祝贺。此后，台湾校友与母校的联系日益密切。邵梦兰是一位著名教育家，她是一位诗人，教过的学生都很崇拜她。她每年都给我寄贺卡，词语情深谊长。她非常热爱复旦，逝世后让人将她的骨灰沉入千岛湖底，表达对故乡深沉的爱。
从左至右：鄂基瑞 仰文渊 宗有恒 沈映冬 许引经
你对中华民国怎么看
1992年10月，在复旦召开了第二届复旦世界校友联谊会。时任校长是华中一先生，他和谈家桢先生曾经访问过台湾。全国各地校友纷纷派代表参加，来自台湾的复旦校友也特别多，原台湾驻美联络处主任许引经先生也前来与会。我已见过他两次，一次是在香港，一次是在复旦，因他的至亲仰文渊（外文系教授）曾请他吃饭，也邀请了我。这次见面，分外高兴。那天吃晚饭时，许引经先生特地坐到我身旁，他开口对我说：“鄂先生，我有一个问题想请你回答，你同意吗？”我说：“可以，您就问吧！”他随即开口说，“我想问的是你对‘中华民国’怎么看？”他的眼睛注视着我。我略作思索，随即回答道：“这个问题并不难。我不能代表领导，只能谈谈个人的看法。其实中华民国这个名称，并不是蒋中正提出来的，也不是孙中山先生首先提出来的。最早提出付诸于文字的，应该是章太炎先生，这在章先生所写文章中可以查证。鲁迅先生晚年也称赞这是章先生一大贡献。辛亥革命后在南京举行临时国会，推举孙中山先生为临时大总统，因满清王朝被推翻，与会代表一致同意命名为中华民国。1949年秋在北平（现北京）召开了由各界代表人士参加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，选举毛泽东为国家主席，讨论了组成人民政府各项议题，其中就包含有国名问题。原国民党元老派人士主张仍袭用中华民国名称，有些民主党派人士表示要更换新名称。其中，有一个党派提出用‘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’。后经协商，决定采用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名称，国歌是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。”我说了一通以后问：“许先生，我这样回答可以吗？”他说：“很好！如果两岸校友能这样谈，那就非常好了。”接着我又补充了一句：“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其实就是一个中国”。谈话就此结束。现在许先生已经仙逝了，我相信他如果能听到习近平主席的讲话，也会非常高兴的。
庐山对日抗战宣言的由来
许引经先生来复旦，每次都会带来一位老先生，他叫沈映冬，江苏无锡人。他是复旦创始人于右任先生的学生，自称是复旦校友的校友。每次回乡探亲，他都要来复旦宾馆小住。我去看他，他总会和我聊起一些往事。有一次，他和我谈起程沦波现在的情况。他告诉我，程沦波现在已大不如前了，在家无事可做，靠在银行的存款利率过日子。程沦波是复旦新闻系校友，是著名报人陈布雷的得意门生。陈布雷也兼过复旦教授，办过报纸，后来被蒋介石相中，做了蒋的机要秘书，主管新闻报刊工作。陈布雷因为所办事务繁忙，就将整个新闻界大报的管理工作交由程沦波来管理。1937年，国共第二次合作谈判成功，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对日抗战宣言。这个宣言，就是程沦波起草的。在庐山一个别墅里，程沦波费尽心力动笔撰写，当时宋美龄曾三次前来探询稿件撰写情况，十分重视。我和沈映冬先生谈及此事时，情不自禁共同朗诵：“若全民抗战一开，地无分南北，人无分老幼，皆有守土抗战之责。”我们两人不禁哈哈大笑起来，这也是当时接待中的一个小故事。
从左至右：顾树棠 李政文 庄锡昌 鄂基瑞 蒋国兴
与海基会成员初次接触
大约在1992年秋天，负责侨务的金文英同志突然接到了我校化学系教授徐燕的电话，说她的外甥想到复旦来看看，问我能否接待一下。我问她，她的外甥是做什么工作的？她说，她外甥叫蒲叔华，是台湾新成立的海基会人员，想来大陆看看。听了以后，我告诉她，我们研究一下再答复。之后，我与张宏莲、金文英同志研究后，决定请示一下主管领导党委副书记宗有恒同志，向他说明上述情况。根据上级有关指示精神，当时对这种来访是不宜接待的。但他又是徐燕的外甥，作为亲友往来，又是可以的。反复研究后，宗有恒同志要我们以徐燕亲戚身份予以接待，党委统战部可以派人参加。根据这个精神，我们让徐燕邀请他们来复旦参观，并以徐燕教授做主人，设宴接待这批客人。和蒲叔华一起前来的，还有朱教授和另一位女士。估计他们是海基会派往大陆访问的第一个团体，因为没有单位愿意接待，于是才用了这个办法。当时的对台政策正在拟定之中，很多问题尚不明朗，因此必须有一定的限制。等到汪辜会谈形成“九二共识”以后，此类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。果然，九二年秋，汪辜会谈，确立一个中国的原则，台湾来大陆访问的人员越来越多，我们也感到身上的担子越来越重了。
欢迎马鹤凌先生率团访问复旦
1993年5月，正是春暖花开的好时光，我正在办公室看文件，突然著名的美学大师复旦农工民主党主委蒋孔阳教授前来找我。我吃了一惊，他是我的恩师，又是著名的统战对象，他的到来必然有要事。我立刻站起来请他坐，并准备倒茶给他。他说：“不坐了，我有一件急事要找你。”他接着说：“我过去在重庆读过书，现在有一批老同学要来上海，是从台湾来的，想请我接待一下，你请部里同志安排一下。”经了解，蒋先生的同学，都是抗战时期在重庆北碚攻读的国民党培养干部的学校，有的是认识并且同学过，后来有的从政，有的任教。我知道他（她）们都是有身份、有地位的人，现在来大陆很多单位不敢接待，也在情理之中。这批人的领队是当时任台北市长马英九的父亲马鹤凌先生，尤其值得关注。我下决心要把这件事办好。经过与党委宗有恒副书记商量后，我们决定将这个参观团安排在复旦宾馆。当天中午，我和宗有恒同志一起去复旦东苑宾馆慰问。马鹤凌先生握着宗有恒的手表示感谢，我也上前握了手，并上台讲了几句话，欢迎他们来访。我说：“各位是我老师蒋孔阳先生的同学，当然也是我的师叔师伯一辈，我向各位表达我的敬意。”他们对我的讲话也报以掌声。宗有恒同志也代表学校向他们的莅临表示欢迎。事后，我向市台办汇报此事，他们也很重视，表示要认真接待，后来还以农工民主党名义在上海政协礼堂举行了一次宴请。不久，马英九由台北市长当选为台湾地区领导人。作为复旦人，我们敢于担责，心中也非常高兴。今年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大庆，习近平主席的讲话深受海峡两岸同胞的热烈欢迎。“台独”势力不得人心，相信祖国和平统一的进程也为期不远了。
（作者系复旦大学党委统战部原部长，复旦大学百年志主编、上海市作协会员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