9月15日晚，华灯初上。结束了一天门诊、手术与教学的民建会员们没有像往常一样歇下，而是一一点亮屏幕、戴上耳机 ——一场跨越五个支部的线上读书会，在夜色中开场。这是民建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总支部按照民建上海市委部署举行的“星五读书会”专场。
今年8月底，民建上海市委把“星五读书会”活动月主题定为“民建先贤在上海”，作为庆祝上海民建地方组织成立80周年、加强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举措。80年前，先贤们曾在这座城市的转折点上作出选择；80年后，一群身穿白大褂的后来人，隔着屏幕，与先贤展开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。
“先贤最打动自己的一点是什么？对医卫会员履职有什么启发？”总支主委朱晓东的开场提问，把这场读书会的“问题意识”亮了出来。他希望大家不止“学历史”，更要想三件事：先贤在上海如何把国家需要与个人专业结合起来；作为医学院和三甲医院会员，如何把这种传统转化为服务健康中国、参与基层治理、积极建言献策的实际行动。读书会由民建复旦上医总支委员、医学院支部主委刘国元主持。
五个支部依次登场，五篇会史材料次第展开——从“保险大亨”金瑞麒到“铅笔大王”吴羹梅，从贝竹韵与爱建公司到上海工商学院的办学之路，再到毛泽东与民建的历史瞬间，一桩桩往事，把大家带回那些风云激荡的年代。
“每当时代转弯的时候，他站在哪一边”
励晓红老师讲述的“保险大亨”变形记，让人看到解放前后金融界民建人的担当：金瑞麒把48家私营保险公司组织起来成立“民联分保”，以联合机制稳住市场、稳住民生。
姜涛医生分享的贝竹韵先生，一生亲历晚清、民国、新中国与改革开放。他三次站在人生路口，三次选择与国家同行：解放前留在上海参加建设；1956年带头说服家人将家业入股、协助推进公私合营；1979年，56岁的他响应号召，用落实政策发还的资金参与创建爱建公司，成为改革开放初期上海民营经济崛起的重要推动者；晚年又发起“爱建特种基金会”，累计公益投入超亿元。眼耳鼻喉科医院支部主委张圣海的点评，成为当晚被反复引用的一句话——“每当时代转弯的时候，他站在哪一边。”那选择不是被动服从，而是主动想通后的带头践行。
一支铅笔的报国之路
郑必强医生讲述的吴羹梅，让许多会员动容。这位留学日本时因“中国人造不出铅笔”而被嘲笑的年轻人，归国后变卖家产创办中国标准国货铅笔厂，喊出“中国人用中国铅笔”；他赴苏州寻粘土、下湖南开石墨矿，把“中华牌”绘图铅笔做成中国高端铅笔的“零的突破”，产品远销海外60多个国家；抗战期间，他把铅笔送往延安；1949年，他作为工商界代表出席开国大典。一支小小的铅笔，写尽了民族工业从被封锁到自主突围的艰辛，也写尽了一个实业家把企业命运与民族命运绑在一起的赤子之心。
从窑洞之问到新政协：历史瞬间里的政治信任
唐兆庆医生把“毛泽东与民建的几个历史瞬间”梳理成一条主线：1945年延安窑洞，黄炎培提出“历史周期率”之问，毛泽东答“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，政府才不敢松懈”；同年，毛泽东在重庆曾家岩与重庆部分工业界人士坦诚交流，讲明民族工商业的前途；1949年新政协筹备，确定民建以民营实业家为主要联系对象；同年，上海解放与接管中，民建成员把界别经验转化为治理建议；1956年毛泽东主席视察上海公私合营申新第九棉纺织厂，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工商业者的团结与引导，也见证了以荣毅仁为代表的爱国实业家顺应历史潮流、主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坚定选择。一次次观察、对话与参与，让先贤们作出了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的历史选择。
顾士欣医生则从香港路59号一栋老建筑讲起：从近代中国金融创新的现场，到工商界的“政治学校”，再到爱建公司与上海工商学院的诞生地，为改革开放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急需的外向型管理人才。杨延修、刘靖基的故事，就藏在这栋老楼的砖瓦之间。
把“医生的问题”变成“制度建议”
点评环节，金句频出。王磊医生把吴羹梅的故事讲成医者的三面镜子：学习爱国情怀，把行医为民作为更高追求；学习创业精神，敢于在疑难病症上突破攻坚；学习践行精神，认真接诊每一位病人、精进每一项技能。
朱晓东主委在总结中，总结了五个支部汇报的三条共性：
——先贤的“上海故事”有一条主线：把专业做成国力，把报国做成日常。金瑞麒联合48家保险公司，稳住的是金融与民生；吴羹梅用一支铅笔，做成的是进口替代与工业自主；上海工商学院培养的，是改革开放急需的人才。放到医卫界同理：高端医疗设备、罕见病用药、临床指南、基层慢病管理，都不能只等外部方案，要把“医生的问题”变成“制度建议”。
——统战传统不是抽象口号，而是遇事肯协商、肯把专业意见交给全局。参政不是“有问题再写材料”，而是平时就建立临床—公卫—政策三者之间的“翻译能力”，把门诊、病房、社区看到的问题，翻译成可建议的选题。
——读书会要落到“医卫版实干为民”的具体行动上。朱晓东提出一个抓手：聚焦社情民意定向选题——社区配药与转诊堵点、罕见病与创新药医保落地、三甲医院与社区卫生中心能力衔接、医生职业倦怠与编制薪酬制度、AI辅助诊疗的数据与责任边界。“先贤做‘铅笔替代洋铅笔’、做‘保险联合分保’，我们做的是‘把临床证据变成政策证据’。”
先贤在上海最可贵的，不只是“做过大事”，而是国家在转折点上，他们没缺席、没观望。
这一晚，忙碌了一天的医生们、老师们，同样没有缺席、没有观望。屏幕两端灯光次第亮起，先贤的故事与医者、师者的初心，在这个夜晚完成了接力。
